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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为何见不到你的相声新作？ 唐爱国（以下简称唐）：其实我与搭档齐立强一直没有间断到部队基层的舞台演出相声，但缺少新作亦是事实。团里和电视台总催我们上新作品，而我倒觉得眼前似乎更需要思考??对相声现状的理性思考。 孙：相声确实是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都说振兴相声的关键是创作问题，可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呢？据说中国曲艺家协会前不久搞的“全国相声征文”，收到新作近700篇，但真正让人打眼一看便为之一振的，却没发现几篇。用“相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概括其现状，好象已不是危言耸听了。实际上这些年的相声始终是呈“滑坡”趋向，专业相声演员的那营业性演出很少，主要靠参与一些行业和法规的“宣传晚会”及电视演出活动得以生存。而相声的“悲剧”还远不止于此，面对危机，相声行界的无动于衷才是它的最大“悲剧”。 唐：你这种认识有些偏激了吧？我的老师姜昆两年前便发出“相声演员着急了”的呼吁；最近一期的《曲艺》杂志发表了李金斗先生的《相声现状之我见》的文章。诸如此类的文章我在其他一些媒体亦曾读到过，当然，作者大多是行外人亦是事实。 孙：这正是让我感到不安的原因，因为我始终觉得行外人对相声命运关注的热情，远远高于相声界本身。这使我想起舞蹈界有几位专家把荧屏上的“舞伴歌”视为对舞蹈艺术的亵渎，他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条件捍卫舞蹈艺术的“尊严”，甚至在全国政协会的讨论发言中也不失时机地申明自己对其的批评观点。或许正是这“小题大做”，让我对这些舞蹈家越发崇敬。因为他们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敬业”。而这些年相声界除了在有限的几次作为“大赛”附属活动的研讨会上，能听到几段虽慷慨激昂却少“正视自己”内容的名家即兴发言外，偶而出现在媒体的相声批评文章其作者则大多是行外人。相声界的“大度”令局外人震惊，眼巴巴瞅着那些才华横溢的精英走进或逐步走近主持人行列或影视圈，那些崭露头角的笑星天南海北的四处游荡当嘉宾“抖机灵”，那些虽在专业相声团体拿工资演员却早已以“婚庆司仪”为实际职业了，那些综艺晚会上东拼西凑的“亚相声”已经让人厌恶得无法容忍了……而对此相声界本身并无多大反响，以其行动给人们玩了一把“打灯谜”，谜底是“随遇而安”。 唐：说起批评，我们相声有些先天不足。其中“门户之见”在相声的发展历史中便曾影响了“相声批评”的发展。由于师承关系、流派的不同，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为了争市场“抢饭碗”，艺术上非但很少交流且有时还相互“扒”（即贬低对方）。所以用“有时”二字，是因为这种“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将“被扒方”的表演缺陷夸张化的“批评”，它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起到刺激演员、流派间艺术上竞争的作用。我曾想，相声所以“没批评”，恰恰是因为老前辈太明白“批评”对艺术提高与发展的重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扒”，其表现形式只是“小圈子”的窃窃私语或是师父授艺时让弟子们“引以为戒”的训导。关系不到家，前辈与同仁绝对不会给你指点迷津的,3D独胆，他们甚至希望你糊涂一辈子。解放后相声演员的观念意识有了转变，只可惜，没有多少文化的老艺人将“批评”划入“扒”的范畴，他们把没批评、一团和气看作行界团结的象征。它使得相声界那种“宁愿赠钱，决不传艺”的旧意识得以延续至今。相声界许多“美德”都掩饰着一些缺憾，比如说，相声界最讲究尊重师长，但由于过于强调“论资排辈”，晚辈对长辈，莫说开展批评了，“交流”二字也用不得。从另一角度说，由于历史上说相声的被视之“下九流”，这种观念仍是导致今日相声后继乏人的原因之一，老一辈相声家惟恐祖宗留下的“玩意儿”失传了，惟恐再被人“瞧不起”，所以“抱团”意识很强烈，主张“家里的事关上门说”，不愿让行外人“钻空子”，一旦发现对相声说三道四者便“枪口一致对外”。这种“狭隘”，显然也是相声少批评的缘由。到了我们这一辈，恰赶上“信息”时代，以我的先生姜昆为代表的、以电视为主要“舞台”的相声出现了，它以文学性强和反映现实生活迅速为主要特色，尽管开始有些不适应喜欢“品味”的相声老观众的欣赏习惯，但它毕竟与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不矛盾，很快就有了自己固定的、阵容庞大的观众群。这些观众对相声的要求是“信息”的不断更新，即以在电视欣赏相声新作提供的新鲜的讽刺文学内涵为主。面对电视这一高科技传播媒体，缺少心理准备和本来就没多少知识储备的相声界的同仁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双色球专家预测。正因为相声作品“供不应求”，莫说题材、内容了，就是生产一个稍有新意的、上等的“包袱”都难上加难，所以未在电视露面前，相声最害怕“交流”，而待电视播出后，这个“作品”也就随之牺牲了。这样，我们的相声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了“一次性”的艺术形式。 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相声是个“没有批评”的行当。一位艺校的校长就曾对我说，相声界是拒绝批评的，听说在一会议上有位老曲艺家引用了别人一句“越是腕儿，越没段儿”的话批评当今走红的相声、小品演员，事后立刻遭到一些人“对号入座”的反批评。这些人可以用极苛刻的语言讽刺别人，可以拿自己的亲属找“包袱”，亦可以讽刺其它行界或其它表演形式的弊端，但却很难接受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更没勇气创演正视相声自己弊端的“自嘲型”作品。他们一上台往往自夸一句“相声是语言艺术”，但人们却越来越品尝不到艺术语言的“味道”，与其相反，感到他们缺少的正是驾驭语言的文化。我曾给一些人作过解释，相声作为一直在相对固定小场子演出的艺术形式，其“接受批评”的传统是通过实践与观众不断“磨合”，即根据演出时的剧场实际反应、效果，不断加工修改、提高作品质量。现在剧场演出，即专业相声演员所说的“业务演出”越来越少，得到反馈的批评自然就更少了。另外，相声作者和演员常常不分档，这便要求相声演员必须同时具备表演、创作的两种才能。而这对并非高素质的相声队伍来说，只可能生产表演、创作水准都高不了的相声。再加上这些年“配合中心”对相声的影响，一些作品事过境迁便无甚“保留”价值，而为“短命相声”的精益求精开展“批评”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正因为形成“相声无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扭转这种局面便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但作为相声界本身，必须站在“敬业”的高度，具有真诚欢迎批评的姿态和风度，这样才能调动、爱护社会各界关注相声、参与批评的热情。 唐：相声多年来都是依赖“剧场效果反馈”完成它接受“批评”、改进提高过程的。只可惜电视隔绝了它与观众的这种真实交流：荧屏上观众在导演指挥下制造的“伪效果”着实让我等“火”了，但走下荧屏回到舞台我们才体会到敢情这舞台下的观众“层次低”，根本不懂“配合”。于是乎，相声界便有了“成也电视，败也电视”的感叹。我体味这“成”字若是指“成名”倒比指“成功”更真实。在相声演出中，成名常常代表成功，成了有名的“腕儿”，“包袱”便容易响。我和唐爱国体会极深，只要在我们有影响的地区演出，效果便强，反之则弱。而随着我们知名度的扩大，下台后除了签名等应酬外，几乎没有工夫听取对作品或表演的意见。此外，相声界还往往以“你不懂相声的特殊规律”而轻视、忽视或排斥行外人的批评。而事实恰恰相反，“旁观者清”，行外的人有时比我们这些搞相声的看问题深刻亦准确。比如，去年一位记者在参加了在石家庄组织的全国相声牡丹奖大赛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大篇幅引用了许多相声名家对相声现状分析的言论后说“其实，造成相声不景气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演员缺乏敬业精神。输出??演出赶场确实很多，输入??学习和创作积累确实少，但因‘输出’而导致的另一种‘输入’??收入却并不少。腰包鼓了，大脑空了，只好以仓促而就的应景之作或即兴作品来应付，有时甚至‘沦落’到讨笑的地步。这必然助长相声的不景气。而在这个不景气的背景下，相声演员的市场及其‘卖价’也自然会受影响”。这位记者的话，让我颇有些感慨，因为他说得中肯、客观，不是乱打棍子，而是一种理性的批评。实际上，造成相声滑坡的原因很多、亦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同样需要克服浮躁，尤其要避免感情色彩过浓的“随意性”。只可惜像这位记者这种有见地的文章太少。 孙：你是在呼唤批评，呼唤具有学术、理论含量的相声批评。应该说这决非是相声界的“短期工程”。相声界不仅没有象文学界那样一批懂其艺术规律、具备相当综合实力的批评家，就连起码的批评的氛围亦形不成。据我所知，眼下专业研究相声艺术理论的全国不超过10人，而那几位屈指可数的专业相声作家和那部分具备写作能力或理论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每日被应接不暇的电视晚会节目的创作和无法拒绝的各种演出搞得疲惫不堪，对相声只能谈些只言片语的感悟，根本谈不上对理论问题作深层次探讨，而形成学术意义上的批评氛围则更无从谈起。不能将问题从理论上说深透，有时便适得其反。比如，姜昆说搞《回眸望九》是因为两个人演相声已经担负不起观众对它的期望了，电视一下子把相声的老底儿全给抖干净了。但有位“老相声”拿着报道这事的报纸当即与我通话发表相反意见：“姜昆根本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那‘爱也电视，怕也电视’的理论解释不通。我就是在电视中通过《如此照相》、《诗歌与爱情》、《虎口遐想》等认识姜昆的,福彩3d分析预测，现在你拿不出这种具有思想性、文学性和相声味儿的玩意儿了，电视给你点时间也只能是让你为综艺晚会搞笑造气氛……”对此我不置可否，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唐：诚然，对相声的今天，我们搞相声的当然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创作、表演自省。但姜昆先生只是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谈了电视对相声的“利与弊”，他并不是概括整个相声滑坡的原因。我认为，说“电视扼杀相声”是不准确的。实际相声对电视的“介入”，造就了一大批在全国知名度极高的相声演员，从而扩大了相声艺术的影响和推动了相声事业的发展。很多人反对这些“笑星”成名后涉足电视主持或影视演出，觉得这些人把相声的一些“精华”带给了别的艺术形式，其实相声也同样“挖”了人家的好东西。比如说冯巩的“捧哏”，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捧哏”了，借用了影视表演的技巧，但只要相声观众能够接受它，便称得上是成功的借鉴。再如，我的搭档唐爱国常常主持电视娱乐型晚会，他将这种主持人那种放松的即兴感、那种因人制宜地“现挂包袱”的手段等，有时用在我们相声表演中也大放光彩。另外，姜昆老师的对电视的感慨，在很大成分上是呼吁电视编导要尊重相声艺术的规律；而相声在一定意义上说又离不开电视，姜昆老师带着我们搞《回眸望九》就是想寻找、探索相声适应电视表现的新途径，这是一种形式改革的尝试。 孙：我认为，要抢救相声，与其挖空心思在形式上变化、革新，不如克服浮躁、沉下心来在作品的巧妙构思及主题内容的深化开掘上下功夫。从本质上说，这种寄希望于形式改革的做法，也是“拒绝批评”或者说“不虚心”的表现。因为这些年新闻媒体及其社会对相声的批评，其观点一致的，我们不妨摘录一段：“以在晚会中起着栋梁作用的小品、相声为例，观众并没有对这两种艺术形式本身感到厌倦，令他们心烦的是充斥其中的无聊平庸的贫嘴和趋时的陈词滥调。看起来，没有新鲜生动的好节目，不论怎样从外部形式上下功夫、翻花样，也不可能真正博得观众的欢心,3d字谜。”（1998、1、17《中国文化报》三版）而令人遗憾的是相声界似乎没有关注批评、接受批评及总结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习惯，他们还是习惯于“跟着感觉走”。有人说，虚心接受批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文化。若说相声界少文化，那会被“乱棍打死”。但相声人的“自负”却是事实。比方说，作为强调“个性”的艺术形式，相声演员不仅要根据自己的风格、特点选择可“扬长避短”的作品排演，还要对新作作些适应他们风格的“修改”，这原本属于演员“二度创作”的范畴,足球博彩网站，但在相声界很多人却理直气壮地成了作者之一。近些年很多人都对“相声专业作者数量可怜”发出过呼吁，而在相声演员那里我们只能听到他们说“没作品”，却不曾听到对好作者的呼唤，至于他们对作者流失原因的自省、自责，就更听不到了。似乎没多少相声演员认为自己不具备创作能力，很多人只是把没有新作的原因归咎于缺少写作的时间。无疑，相声演员必须会创作，这是当代相声的发展的趋向。但眼下如何解决这种水平与愿望的矛盾呢？实践证明，当今相声界成功的演出搭档，身旁大多都有一、二位与其配档的专业作者，如当年相声作家王鸣录与高英培、范振钰的合作，后来的原建邦与师胜杰等的合作，我们山东的王宏与你们搭档的合作，作家梁左与姜昆的合作等。这不仅说明相声创作需要突破“二人世界”，更说明相声的发展需要相声人变“自负”为“自省”，要敢于正视自己之“短”，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农民出身的小品演员赵本山，正因为不否认自己“少文化，不能写”，他才能把崔凯、何庆魁、张惠中等作家拢在周围，形成创作、交流、批评的氛围，他才不断有新作登台。 唐：有人说：“艺术上有大道小道，小道悦人耳目，大道动人心魄。”我认为，相声人对待相声只有具备“大道”的心态和视野，才能使相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一个艺术家，应该也是思想家，今天相声人需要提高的应是包括文化、思想修养在内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是历史与民族赋予我们这代相声人的责任。正像李金斗先生所言“难道我们能让曲艺界老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吗？” （原作发于2001、10中国文联出版社王延辉主编的《新世纪文艺散论》） (责任编辑：admin) |